首二句讲理，次三句讲性，后八句讲命。

明堂和推致之说，都有民主意义。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中，认为这是修身所要达到的目的。

再次，教育公平，平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安排及作为村社公共生活的庠序乡校。这是中国人文精神最早的表现，是以敬为动力的、具有道德性格的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徐复观最重视知识分子问题。[9]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上），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233-234页。但千余年中的科举制度，在形式上与精神上的控制士人，折磨士人，糟蹋士人，则可谓无微不至。

在贵贱有等的礼制秩序中，含有敬、孝、悌、慈、惠诸德，以及弱者、弱小势力的保护问题。这种虔敬的宗教仪式也是舜在政治、军事上取得统治的合法性的象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政治，中国政治进入了新的时代，也就是现代政治阶段。意识形态系统化者对于调查研究者的成果进行前后一致性、结构性、精简性和可接受性系统分析，提炼出逻辑自洽、言简意赅的能够反映时代前进方向的表述。为了避免意识形态上的杂而多，保证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只能以一位领导人的思想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统意识形态必须建立在对中华民族主体和时代认知的基础上，充分吸收社会各阶层的智识，凝聚形成统一的观念，引领绝大多数人自觉加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集体行动中。

"实事求是实质上就是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运用了科学方法分析人类社会发展，但实事求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专利。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比较满意，但对资本主义的分配不满意，无产阶级需要夺取政治权力重新进行分配从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邓小平时代事实上是也应该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不必再提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否则列宁就不可能在帝国主义薄弱的俄国发动革命。官方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侵蚀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和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令所有关心中华民族未来的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变革型领导最终会成为道德的，因为它提升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双方的人类行为及道德理想的层次，它对双方都会产生一种变革性的影响。

"实事求是实质上就是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运用了科学方法分析人类社会发展，但实事求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专利。每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都有也应该有自己的正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为人民大众提供了这个世界"是什么"及"应该是什么"的言简意赅回答，意识形态可以召唤人们加入集体的行动，共同为实现集体的目标而努力。儒家意识形态中道统与政统是分离的，道统一直掌握在只读圣贤书的文人脑中。邓小平理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毛泽东思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几乎是对立的。

……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人的行动是由思想所决定的，统一的思想是大一统国家的灵魂，中华民族能否是统一的整体与该时期思想是否统一直接相关。

儒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政治基础是古代君主政治。古代社会是稳定的，而现代社会是变化的，不可能通过研读经典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

人们越是全面系统地研读当前所有官方意识形态越是感到无所适从，因而不可能完全遵循官方意识形态，因而官方意识形态很难成为人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华家来自于百家，同时又高于百家，华家与百家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意识形态统一体。社会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决定了"百家"的存在，然而中华民族要成为具有凝聚力的统一体必须具有正统的意识形态。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走上了经济自强之路。儒家和华家都是大一统政治的意识形态，不同在于儒家是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而华家是人民民主的意识形态。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教育已经普及，专职读书人和一般读书人的价值判断并无高低之分，道统也就不能作为专职读书人的专利了，而是掌握在普通大众心中。

无容置疑，时代的发展总是会继承前一个时代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继承了马列主义的建党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邓小平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精髓，习近平精神将不忘初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吸收政治独立和经济自强的理论成果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识形态。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中共所宣示的官方意识形态中间找到矛盾，其中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构成中共党内两大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未来的意识形态应该是习近平精神，不必再提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华家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统意识形态，因兴起于中华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创立于民主革命之后，华家意识形态的"华"取自"中华民族"。马克思所设想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无产阶级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更公正的分配。

中国的社会主义阶段实际上是政治引导经济，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则。现代政治需要新瓶装新酒。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送来了现代工商文明，中华农业文明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中华民族由此开启了艰难而又屈辱的现代化历程。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

正是由于华家意识形态的多元一导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变化性，华家意识形态应该以当代华家集大成者的思想或理论为指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所有非教条主义者的基本原则，而非马克思主义所独有。

然而，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和中华民族对自我文化"位于正中的文化之华"的高度认同。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习近平引用"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说明意识形态必须定于一尊的重要性。

华家意识形态的开创者是孙中山。为了避免意识形态上的杂而多，保证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只能以一位领导人的思想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按图索骥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否则中国不可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时期也不可能走市场经济道路。为了形成反映时代特点、逻辑自洽和简明扼要的华家意识形态，有必要成立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为组长的中央意识形态领导小组。中共宣扬的官方意识形态恰恰具有习近平所批判的"杂而多"特征，"车头"与"拖车"之间和"拖车"与"拖车"之间常常是对立、甚至矛盾的。中国共产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通过革命已经夺取了政治权力，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政治，中国政治进入了新的时代，也就是现代政治阶段。大一统下的民主社会决定了多元一导的意识形态格局，民主就意味着多元，然而大一统则要求唯一性。

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共产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据章太炎考证，中华、华夏之"华"藉以华山而名，中华民族正是以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的玫瑰花作为自己的民族图腾而得名。

意识形态的内容应该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合情合理、逻辑自洽，宣传也需要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入心入脑，从而转化为人们自觉的行动。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